为了造好药,他们“不金刚钻也揽了瓷器活”

更新时间:2019-01-27      

仪器的缺乏是当时药品研制工作中的一大瓶颈,而这些当年的小伙子需要克服的,还有特殊时代的身体成长的“瓶颈”。韩锐的记忆里定格了一个永不褪色的画面:一天,于技能员吃完早饭,对着墙自言自语“没吃饱”,而那时的他只有36公斤。

1960年前后,研究工作需要用到色谱仪。“那个时候要一个色谱仪可不得了,费了很多周折才搞到,全所只有一台。”韩锐说,而当初每个实验室都有色谱仪。

新中国成立初期,缺医少药是常态。为了走出这种窘迫,一批药物研究者在几乎为零的基础上走上了一条凑钱“海淘”、借书誊抄、拆旧造新的科研之路。

在这些现在平均年事已超过80岁的“药骨泰斗”们的努力下,不仅公民的基本用药须要得以满足,还推动着翻新药物的研发。降压灵、降糖片、酞丁安成为我国第一个自己研制生产的该范围品种,紫杉醇使得同类入口药品降价,麦角新碱则结束了中国妇科产后用药的进口历史,人工麝香更是国内外首创,让可贵药材走进了万户千家。

改造开放后,中国药学发展迎来了新时期,中国科研人员开始睁眼看世界,向“先跑者”学习教训。“1978年去美国,看到人家做组织培养用到的仪器挺好,然而素来没见过。”作为改革开放后国家公派前往美国的考核团成员,韩锐回忆,当时的中国并不富裕、外汇更是弛缓,考察团每人每月只能有10美元津贴,刚够生活开销,但大家决议“凑钱也要买一个带回来”。回来后,考察团把凑钱买的仪器交给当时国防科工委下的一个工厂,要它们拆掉而后仿制,这样才得到了遍布。“当初这个仪器很普遍了,每个药理试验室都有,坏了旧了扔了也不可惜,但回忆起第一个的来历仍是很感慨。”韩锐回想说。

降压灵、降糖片、酞丁安……这些直指功效的药名,听起来好像朴素极了。然而,除了镌刻其上的时代印记,它们的诞生还象征着我国的多个“第一”。

现在已经90岁高龄的韩锐回忆,他1956年考入北京协跟医学院药理系研究生,1958年,根据卫生部的决定,北京协跟医学院的药理系与核心卫生研究院的药物系合并成破了药物研究所,一支药学研究队伍由此集结起来。研讨所诚然成破了,却不实体的工作场所,韩锐回忆,药物合成室就在一个小破平房里,还是借用的。平房里有心电图等简单的设备和一个手术台,大略就是这些“家当”。